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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哲《展望》期刊


化解城市困境 实现均衡发展

面对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新资源经济模式提供了一种政策模式。

概要

对于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张先生来说,这个城市让人既爱又恨:上下班路面上拥堵不堪,路面下地铁拥挤不堪,经常发生的雾霾天气更让人不堪忍受。怎么办?离开北京回到家乡,又舍不得失去这里的发展机会。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有成百上千万人都生活在这样的困境之中。

目前,中国有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超过千万级人口的超级城市有六个,人口过百万的城市有103个,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超过9亿。城镇化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严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

粗放型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的城市发展陷入“经济-资源-环境”三角困境。一方面,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遇到了严峻的环境挑战,缺水、雾霾等问题成为城市居民的心中之痛。另一方面,由于大城市在人才、资源的“虹吸效应”,获得了多数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如何摆脱这一困境,不仅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课题,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使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首次写入中国的五年规划,列为“十三五规划”的十大目标之一。实现绿色富国绿色富民的美丽中国愿景,优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循环经济已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中国经济增长导致的资源损耗、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等资源环境成本高达GDP的12.3%。中国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极限。未来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能源安全、水资源保障、环境承载力已成为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

埃森哲联手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针对中国城市状况进行了广泛调查,提出发展新资源经济的政策建议。新资源经济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低资源消耗、低环境负荷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脱钩,提高生产效率和增长质量,实现以更少的资源使用和更小环境影响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新资源经济的本质就是实现城市发展的转型。

这是埃森哲连续第二年发布新资源经济指数,对比2013年发布的报告,2015年的研究有了一些新的发现。这份报告共覆盖了中国100个样本城市,包涵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它以埃森哲“新资源经济指数”为核心分析工具,从城市经济绩效、资源环境可持续性以及针对未来的发展支撑能力三个维度,综合评估了这些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新资源经济指数:把脉中国城市

2015年调研发现,在100个样本城市中,仅有21个城市新资源经济指数有所好转或与上次调研结果持平;在72个可对比数据的城市中,71%的城市新资源经济指数进一步恶化,这说明大城市病越来越严重(图一)。

与2013年一样,深圳市的综合得分蝉联榜首。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的资源环境可持续性从2013年的第10位跃升至第1位。另两座超大型城市——北京和上海则面临严峻的环境挑战,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分别仅列第19和第18位。

通过对100个城市的分析评估,2015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报告有三大重要发现。

首先,大城市集聚效应显著,环境挑战日趋严重。总体来看,城市规模越大,新资源经济指数得分越高;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新资源经济指数得分也越高。这表明,在集聚效应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规模经济仍是影响城市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但是,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并不与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完全对应。从二级指标看,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效率与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正向相关关系,而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并无明显的相关性。这表明,尽管大城市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效率越高,但由于经济总量过大,而且对制造业的依赖较大,导致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过大,使得城市环境质量出现退化。

第二,指数的空间格局变化不大。比较2013和2015指数,新资源经济城市指数的空间格局整体上保持不变,各个城市的具体排名有所变动,但变化不大。整体来看,广州、南昌和西安三市的综合得分排名有所上升。综合得分排名下降的城市主要有绍兴、济南、威海等。让人喜忧参半的是,虽然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得分排名上升的城市有深圳、福州、沈阳、广州、长春、芜湖等6个城市,而这方面表现倒退的却有10个城市。另一方面,资源环境可持续性较好的威海、常州、大连、烟台、苏州、济南、天津、无锡、杭州等沿海城市大多是当前经济发展具有活力的区域。

最后,城市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可持续性没有脱钩。与2013年所做的调查指数相比,无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还是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新资源经济指数均有所上升,这种上升主要是由于经济绩效和发展能力的改善带来的,显示过去几年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依然强劲。令人堪忧的是,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资源环境可持续性都有一定幅度的下降,而且各大规模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分均明显降低。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低碳发展水平也趋于下降。这表明,过去几年里,城市发展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脱钩,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质量却在退化。

四类城市图谱

根据不同城市在经济绩效、资源环境可持续性以及未来的发展支撑能力等方面的表现,我们将100个城市归为四大类型(图二),并分别针对这些不同类型提出了转型建议。

经济发达环境退化型:代表城市有北京、上海、深圳、大连、厦门、青岛等,这19个城市的GDP总量合计占100个样本城市的55%左右。城市经济集聚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三类城市。这类城市的发展能力得分也最高,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高,创新能力强,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占100个样本城市的54%。这类城市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效率较高,但由于经济总量大,集聚程度高,资源环境负荷过大,导致环境质量明显退化;资源保障程度也随之降低。如何有效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城市资源保障能力,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脱钩,是这类城市可持续发展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

经济中等环境较好型:代表城市有哈尔滨、宁波、扬州、温州、重庆、昆明等,这些城市PM2.5年均浓度在四类城市中最低,单位GDP能耗也较低,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得分较高,排名靠前。这类城市大部分位于我国重点开发区域,是未来国土开发的重点区域。这类城市需要在提升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同时,保持并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其关键在于增强创新能力,提升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减轻经济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经济偏弱环境较差型:代表城市有唐山、太原、合肥、济宁、兰州等,这类城市的产业发展对能源和重化工产业的依赖较强,大多以冶金、机械、能源、化工、建筑材料等重化工业为支柱产业。这些城市由于产业结构偏重,对资源消耗的依赖较强,环境效率又较低,导致城市环境质量严重恶化。它们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同时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环境效率,着力改善环境质量。

经济滞后环境一般型:代表城市有大同、鞍山、包头、攀枝花、克拉玛依等,这类城市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区,城区经济集聚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低,经济绩效得分在四类城市中最差。这些城市环境质量虽然比不上第二类城市,但优于第一类和第三类城市。它们要重视避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传统发展路径。这类城市底子薄、经济基础差,信息化和智能化、创新能力较差。因此,在未来发展中应提升信息化和智能化应用和创新能力,增强经济发展活力,资源型城市应积极谋划转型,减轻对资源开发和资源性产业的依赖,争取实现产业转型跨越发展。

五大城市群

除此之外,城市群也是报告分析的重点,主要聚焦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这五大城市群。

从五个城市群的新资源经济指数综合得分来看,珠三角城市群最高。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绩效得分和发展能力得分比长三角城市群和其他城市群高出较多,但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得分却与长三角城市群接近。

长三角城市群得分第二,然后依次是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这种差异主要是经济绩效的差异造成的。五大城市群之间经济绩效得分的差异最大,其次是资源环境可持续性,发展能力得分的差异最小。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绩效得分远低于沿海三大城市群。

五大城市群的发展能力得分的差异并不显著,但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城市群的资源保障程度得分较低,反映出这个城市群的未来发展可能面临水资源等资源保障的制约,需未雨绸缪。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是未来承接制造业转移的重点区域,但是这两大城市群的创新能力和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的得分较低,说明这两个城市群亟需提高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加快推进工业4.0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增强创新能力,方可支撑未来的城市群发展。

通过城市群与相邻周边区域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首先,城市群存在正向的集聚效应。其次,城市群的负向环境效应开始显现,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的环境质量明显不如周边城市,城市群的未来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的制约。另外,城市群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的失衡现象更加突出。城市群的经济绩效往往更高,但由于资源环境可持续性没有相应改善,使得两者的失衡程度与城市相比更加严重。

综观社会的发展历史,重大技术突破往往成为解决重大问题的关键。中国城市管理者和企业家应当深度挖掘数字化的潜力,通过数字技术提高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降低能耗和环境负荷,平衡“经济-资源-发展”三角架构,并且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客户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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